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给后世的内陆帝国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作者：[日]杉山正明

摘编：徐悦东

超越时空的成吉思汗家族血统的神圣性及其记忆

作为权力、权威、合法性之证明的帝王形象正如已经诸般论述到的那样，在13世纪和14世纪统治大半个欧亚大陆的超大地域的蒙古世界帝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划时代的。东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河口、小亚细亚高原和东地中海沿岸，以成吉思汗为始祖的血统和王统，作为帝室和王族在各地不断形成各种存在方式和水平上的政权和领地，因地而异，虽时间长短不一，但整体上至少在大约两个世纪内作为欧亚大陆一体的统治层实施了统治。这样的状况，空前绝后。

所呈现出的是：统治蒙古这一前所未有广阔地域的事实，由此创建起来的东西方一体的统治体系，蒙古语称作Altan Uruq

（黄金家族）

的帝王、君王、王侯们的权力和权威，以及随之逐渐形成的对于成吉思汗之血统的超越时空的崇敬之心。

蒙古统治的岁月，除了实际上很容易看到的统治体系和国家权力的形式、文明或文化方面明显的一体化等确凿的历史遗产外，还将强烈的帝王形象及其记忆刻印在了欧亚大陆各地。这不仅在亚洲东方各地，而且在伊朗和中东地区，甚至在被认为是讨厌蒙古的俄罗斯地区，也持续得到了继承。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是贯穿时代的世界史水平上的历史现象。

《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 [日]杉山正明著，乌兰译，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其中，在广义上的内陆亚洲或中央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蒙古时代以后的帝王或者王者们，会以某种形式将其权力、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根源归结到从前蒙古帝国及其创建者成吉思汗的身上。这可以说是所谓“后蒙古时代”中明显的动向和潮流。

其根源是，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王位和权力就得不到政治传统、政治风气和结构，以及应称之为下意识的舆论和观念的支持，它们贯穿大大小小的地区社会，遍布欧亚大陆的中央区域。当时真切的现实就是如此。这样的时代的确存在于蒙古时代的延长线上，视“蒙古的遗产”为当然，继续着新的发展。

不称汗的帝国

从蒙古帝国衍生的国家和政权，各式各样。例如，14世纪下半叶以河中地为大本营出现的帖木儿及其后继者的政权，是完全可以称为“帝国”的。帖木儿帝国处在后蒙古时代的开端，放射出异样的光辉。其后，西方和北方的领土已无法维持而逐渐萎缩，而且多呈现为缺乏统一的状况。

稍作回溯，在整个蒙古世界帝国当中最晚确立于中亚的察合台兀鲁思，其中央机构原本并不健全。当奠基者都哇及其众多子嗣接连继承王位又相继去世，向心力只得一步步失去。

在这种分立和细分化的高潮中，察合台系后裔秃忽鲁·帖木儿首先从以察合台兀鲁思东半部地区谢米列契、天山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为领地的所谓蒙兀儿斯坦

（意为蒙古之地）

兴起，一时间显示出再度统一察合台兀鲁思这一“聚合体”的态势。但是没过多久，秃忽鲁·帖木儿的霸权就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衰微下去。在此期间，从察合台兀鲁思西半部地区兴起的是帖木儿，通称Tīmūr，该词源于阿拉伯文的写法，本来的发音是Temür。

帖木儿肖像 据说为苏联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根据出土于撒马尔罕的帖木儿陵庙的帖木儿头盖骨复原

帖木儿追随成吉思汗后裔秃忽鲁·帖木儿，在一段时期内协助其成就霸业，并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获得出头契机，除初期之外基本上没有踏入锡尔河以东，具体说即讹答剌以东地区，而是以锡尔河以南地区作为自己主要的活动区域。他打着蒙古的旗帜，凭实力绥服了陷于混沌状态的河中地至呼罗珊一带，又向旭烈兀兀鲁思解体后的伊朗中心地区至阿塞拜疆一带进发，并进一步远征小亚细亚和叙利亚。

另一方面，帖木儿扶持术赤兀鲁思左翼

（突厥语作Aq Ordu，译作“白帐汗国”等）

之主脱脱迷失，后者是成吉思汗后裔，又是斡儿答兀鲁思的首领，试图重新统一正陷于分裂状态的术赤兀鲁思。但随后与之相争，向北进军至钦察草原。同时，帖木儿继承察合台兀鲁思时期开始的南进印度之策，把手向南伸向德里算端政权及其统治下的忻都斯坦平原。1402年，在现今土耳其共和国安卡拉近郊击败了正在兴起的奥斯曼政权，俘获了其君主巴耶塞特，一度将其推入灭亡的深渊。帖木儿以亚洲西半部为舞台大范围展开的惊人举动，使他称得上是中央欧亚大陆所产生的最后的“霸王”。

然而，他本人不用说做“合罕”了，一生中连“汗”都没有称过一次。蒙古时代正式的形式是，“合罕”之称只用于全蒙古的帝王

（忽必烈以后仅限于大元兀鲁思的皇帝）

，而“汗”仅分别用于西北欧亚大陆的术赤兀鲁思、中亚的察合台兀鲁思、伊朗中东地区的旭烈兀兀鲁思等三兀鲁思的历代君主。如果说此前一直遵从了这一传统、观念和框架，那么现在的帖木儿无论如何也只能遵从。

与脱脱迷失之战 与试图重新统一术赤兀鲁思的脱脱迷失交战中的帖木儿（左图）。近侍举着张开的华盖（右图）

“女婿大人”帖木儿

1336年出生于渴石

（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

郊外的帖木儿，尽管在语言和生活等方面已经突厥化，但他却出身蒙古统治层中的八鲁剌思这一强势部族集团。在后述蒙古祖源传说中，成吉思汗五世祖屯必乃这一假想似的人物，被说成是帖木儿所出身的八鲁剌思部与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祖先。作为可以实际确认的史实，成吉思汗的称霸过程中曾有一位名叫哈喇察儿的该部人出现，分管着蒙古新国家中的一翼。

此外，作为哈喇察儿嫡支的八鲁剌思部首领一系，在成吉思汗分封家族兀鲁思之时，被指名为分给次子察合台的四个千户

（波斯语作hizāra，蒙古语作mingqan）

之首，使其在后来经历了发展、分裂、再度统一等复杂过程的察合台兀鲁思这一集团中，一直处于世袭家臣之首或者是门阀贵族的最高层。14世纪初，在整合为半独立形式的不折不扣的察合台兀鲁思中，除开成吉思汗后裔的王族们，这一支本是屈指可数的门第。

就是说，帖木儿显然是蒙古贵族的后裔，尽管其先祖部落被认为没落了，但从血统上讲他绝非凡夫俗子。不容忽视的是，在其作为时代风云人物活跃的背景中，有着重视血统、出身和门第的蒙古的价值观。帖木儿尊重并沿用了蒙古的制度，例如，奉行被认为是成吉思汗制定的军律

（yasa）

，重大国事通过召开忽里台

（大集会）

来协商决定。不仅如此，帖木儿政权在各个方面都遵行了蒙古以来的做法。不妨说，帖木儿帝国这一政权在组织、运作和实施等硬的方面，很大程度上都和蒙古帝国处于同一系列的框架中。

他不称“汗”，其后继者也一贯如此。原因首先在于帖木儿不具有成吉思汗家族的血统，反过来说就是，帖木儿及其后人如果称“汗”，那么帖木儿政权就有可能动摇甚至毁灭，至少会加剧这种威胁和恐惧。成吉思汗家族的血统，意义就是如此重要。可以说，这种情形和观念尤其左右着中亚的人心。帖木儿及其后继者，在这一点上不能不敏感和慎重。

那么，帖木儿是怎么做的呢？他首先将成吉思汗后裔蒙古王子昔兀儿海迷失扶立为名义上的汗。然后，他自己迎娶了成吉思汗王族中拥有直系血脉的察合台后裔萨莱·穆勒克·哈努姆

（Sarāy Mulk Khānum）

公主为正后。帖木儿由此成为了成吉思汗家族的köräkän（突厥语，蒙古语作küregen）即“女婿”，称“埃米尔·帖木儿·古列坚”。

阿拉伯语、波斯语的amīr一词，当指相当于“长”的人，当时实际上是指“武将”和“司令官”等相当于军事指挥官的“将帅”，这一词还广义地用作相当于“大人”的敬称。总之，帖木儿是称“女婿将帅帖木儿”或“女婿大人帖木儿”的。

二重王权的新方式

现有帖木儿政权自己编纂的波斯语世系谱《贵显世系》

（Mu'izz al-Ansāb）

存世。不好意思可能要稍微费些口舌，在传世的几种写本中，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藏本可以说是在帖木儿之子沙哈鲁统治时期编纂完成的几近“原本”的本子。这里根据这一本子进行讲述。

在这个“巴黎本”中，以图表自豪地显示着成吉思汗家族和帖木儿家族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图式，昔兀儿海迷失是成吉思汗第三子即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后裔，最终却沦为其旁支的旁支。他的父亲答失蛮察，早在帖木儿之前就被西突厥斯坦的实权人物埃米尔·加兹罕扶立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君主。总之，是个适合推举的人选。当时，两代君主皆为傀儡，且出自非察合台兀鲁思“正统”的窝阔台系，这些对于做傀儡倒是合适的。

就是说，帖木儿借鉴了加兹罕的故用伎俩。这种做法不是帖木儿的独创。直言不讳地说，帖木儿这个英雄并不给人一种多么精明或换句话说“狡猾”的感觉。总体来说，他那极度刚直、武断以至于为族人所背叛的形象是无法否定的。当然，这毕竟只是就形象而言。

《贵显世系》 帖木儿政权所编纂的世系谱的一部分。上半部以大圆形表示的是昔兀儿海迷失。其左侧的注文中记载说他是埃米尔·帖木儿·古列坚即“女婿殿下帖木儿”的傀儡

帖木儿家族，在傀儡“汗”的名义下，于政治上始终保持第二的地位，同时通过迎娶成吉思汗家族的女性而成为“女婿”的方式，与成吉思汗家族“血统”的神圣性挂上钩。他们在现实中握有实权，但名义上是成吉思汗家族的辅佐官，以这样的“集团幻想”来获取“实利”。

对照日本史来说，这种情况容易让人联想到天皇和将军、将军和管领，以及几乎同时期的足利将军、幕府和管领这些实权者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管领”这一用语和概念本身，是直接从蒙古时代的大陆引入的，对此日本史研究宜给予更进一步的认识。顺带说一句，包括镰仓、室町这样的时代划分在内，所谓日本史、东洋史等学科的划分，有时会随意制造出虚无的幻影。按照固定想法为历史设置障碍，没有比这更有弊无利、更无聊的事了。

当时的整个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了解体期，从前那样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影响力正在迅速衰微。不过共识一旦形成，它的根深蒂固是可怕的。从后世向前回溯，今人不解为何会是如此的问题，对于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来说似乎颇具意义。这样的事情和事例，在人类史上恐怕是不胜枚举的。即使在这一点上，蒙古帝国和成吉思汗家族的权威也是与现实分离的。在那个世界里，身为“王”的人必须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后裔。

这样做，自然有很多实际上的好处。不管怎么说，如果将成吉思汗家族出身的人推上前台，就可以在其权威和神圣形象下，使原来资格远在帖木儿之上的诸王侯和资格相同的部族首领、地方豪强不得不服从他。只要履行了这样的“手续”，无论什么样的说法都可以轻易排解，在进攻周边地区时也可以打出复兴成吉思汗家族的旗号。其结果是，散居于中央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以来各种各样的家族和武士，以及众多的游牧民部落都投顺到帖木儿麾下，拥护其军事行动、统治和管理。

继承两种血统的王权

第一代君主帖木儿所采用的这种做法，原封不动地为后世的帖木儿王朝诸君主所继承。傀儡汗昔兀儿海迷失去世后，其子算端麻哈没的即位，帖木儿的继承人们始终扶立成吉思汗后裔为汗，从母系一方保持着成吉思汗家族

（察合台系、窝阔台系之外还见有术赤系）

的“血统”，从夫人一方保持着中华式用语所说的“驸马家族”

（皇帝的女婿家门）

的名分。

《贵显世系》,大圆形表示察合台王家的合赞算端，其左下方的方框表示他的女儿萨莱·穆勒克·哈努姆（Sarāy Mulk Khānum），注明为埃米尔·帖木儿·古列坚的夫人

这样的情形，使人联想到蒙古帝国时代的弘吉剌、亦乞列思、汪古、斡亦剌等“驸马家族”或“驸马王国”，这些家族以拥有理所当然固有的领地、属民、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与蒙古帝室完全合为一体，共同分享繁荣富贵而著名。这些家族在旭烈兀兀鲁思、术赤兀鲁思乃至察合台兀鲁思形成了很多支系和领地，与大元兀鲁思统治时期几乎一样，在那里各自成了君主家族的“驸马”。顺带说一句，忽必烈即位以后的高丽国及其王室，其情况可以说也与此相当。

凭着这种独特的身份，紧傍各兀鲁思政权的大小封王们，都被以前述蒙古语的“古列坚”相称。埃米尔·帖木儿·古列坚这一称呼及其构想，不过是活用了蒙古时代普遍存在的方式。总之，帖木儿是蒙古时代以后相当广泛存在的众多“女婿大人”中的一人，或说是其中的一个新人。

帖木儿政权在成吉思汗及其血统中寻求的自身“王权”的根据、将自己和蒙古“王权”以双重形象看待的确凿证据，正是前述的《贵显世系》。这部世系谱采用两段式书写结构，即前半部分为成吉思汗家族，后半部分为帖木儿家族，其意义的确不难理解。帖木儿朝这一“王权”，不仅在现实的国家体系中，而且在“王”的权威和神圣性方面，以及统治的合法性根据和理由方面，都可以说基本上与蒙古帝国及成吉思汗家族构成了“二重王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独特的世系谱除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优质写本外，还有莫卧儿帝国时期抄写于印度的三个本子为人所知。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帖木儿帝国最后的君主巴布尔所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可以视为第二帖木儿帝国。首先，在那一时期该书也曾被抄写过几次，一直得到了保护。其次，被认为反映了莫卧儿帝国建立以后印度方面的政治因素和势力关系的补写、改订和删除的地方，书中也相当多见。

这表明，即使是在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对于蒙古帝国和成吉思汗血统的尊重和在意并未消失，仍然保持着生命力。那么，其意义即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就是说，成为王、君主、统治者的人，必须拥有贯穿时空的尊贵血统，而且将自己以某种形式连接到该世系的延伸线上，才能证实其为贵种。

总之，帖木儿帝国的君主和王族们，同时继承了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两位“英雄”的血统。莫卧儿帝国的君主和王族自然也如此。在整个第一和第二帝国期间，帖木儿和莫卧儿的王统都是继承了两种血统的王权。

蒙古和斡罗思的三百年

不经意联想到与此颇为相似的事例，即下文将要讲述的蒙古和斡罗思之间“王权”的联动。

术赤兀鲁思对包括斡罗思即俄罗斯在内的西北欧亚大陆的全面统治，是非常宽松的，大约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至1380年，术赤兀鲁思的实力人物马买率领的蒙古军，在顿河附近被莫斯科的德米特里统率的斡罗思联军击败。此次库里科沃战役的胜利，颠覆了蒙古不可战胜的神话。被赞誉为“顿河的德米特里”

（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

的他，成为统一斡罗思和对抗蒙古的中心人物。

不过两年之后，推翻马买的前述白帐汗国的脱脱迷失大举西进，扫荡了斡罗思，莫斯科被付之一炬，术赤兀鲁思的间接统治即刻恢复。俄罗斯史当中过分强调库里科沃战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史实还是稍微有些出入。在蒙古的认可之下作为莫斯科大公的形式依然和往常一样，但斡罗思对蒙古的姿态从此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大的动荡，倒不如说是从蒙古一方开始的。前述脱脱迷失，凭借帖木儿的支援重新统一了术赤兀鲁思，但是从1389年左右开始双方的对立加深，至1395年在捷列克河畔惨败于再度来征的帖木儿，逃往当时强大的立陶宛。帖木儿破坏了整个术赤兀鲁思的中心区域伏尔加河下游一带以及首都萨莱城。这最终成为一个大的分水岭。

其后，术赤家族的凝聚力减弱，在术赤兀鲁思“右翼”的核心政治权力即从前的拔都兀鲁思境内，除了凭借正统家族出身继任的大帐汗国，克里米亚于1430年、喀山于1445年、阿斯特拉罕于1464年分别独立。此外，在乌拉尔山以南有诺盖汗国，以东有拔都之弟昔班所创建的蓝帐汗国

（Kük Ordu）

等兀鲁思，还有失必儿汗国等，所谓“汗国”的割据已成定局。术赤兀鲁思这一大的联合体，已经不具备作为一个国家的实体了。广义上作为“蒙古”的帖木儿，客观上给斡罗思带来了好运。

顺带说一下，昔班兀鲁思的属民不知不觉间被称作了乌兹别克，从阿布海尔至其孙穆罕默德·昔班尼时期，在16世纪初推翻帖木儿帝国，在河中地和呼罗珊建立了名为“昔班尼”

（Shaybān，为突厥语和蒙古语Šiban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式的发音）

的政权。另外，本书开头部分所述1920年消亡的两个中亚蒙古帝国的残影当中，布哈拉名义上继承了后述阿斯特拉罕末代君主逃亡乌兹别克后的政权，另一个即希瓦也属于乌兹别克国家系统。

与蒙古方面的动向成反比，莫斯科对斡罗思诸国的霸权得以稳步确立。如果仅依据以往俄罗斯方面的记载，容易使人以为是伊凡三世把俄罗斯从蒙古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的确，伊凡三世于1462年当上莫斯科大公，曾吞并诺夫哥罗德、特维尔、也烈赞、罗斯托夫、普斯科夫等公国和城市。他于1472年与二十年前被奥斯曼帝国所灭之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的女儿索菲亚

（Zoe Palaiologina）

再婚，作为拜占庭帝国

（东罗马帝国）

的继承人，摆出拥护希腊正教的姿态，是一位实力相当强的君主。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蒙古的“宗主权”。此前，往往多见所谓斡罗思与蒙古的对抗图式，然而事实上是两者在各自独立和相互平衡之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说是整体上宽松的体系，缓慢推移着时光。莫斯科的兴起，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蒙古一方名义上的“宗家”大帐汗国，在阿黑麻时期气势一度复苏。但它却在乌格拉河畔与莫斯科军队长期对峙之后，于1480年一无所获地撤退了。有观点认为这是前述“鞑靼之轭”的终结。然而，大帐汗国一直存在至1502年首都萨莱被克里米亚攻陷之时。本应彻底衰微了的术赤兀鲁思势力，还曾于1521年击溃过莫斯科军队，再次使其归顺。只是，那已是最后的余晖了。总之，蒙古一方的分裂和衰退已不可否认地逐步加深，在这种状态中走到了16世纪中叶。

重合的蒙古和斡罗思的“王权”

被视为一举扭转这一危急局势、奠定后来俄罗斯帝国之基础的人，是以“雷帝”之名著称的伊凡四世。在1533年父亲瓦西里三世去世之后，他年仅三岁即成为莫斯科大公，经历了母亲叶莲娜摄政的五年和其后因贵族统治造成的混乱期，于1547年十六岁时作为历史上最初的“沙皇”举行了加冕典礼，开始亲政。在五年后的1552年，他亲率大军攻陷喀山，杀死所有男性，将女性掳为俘虏。

1556年，因惧怕喀山的悲剧重演，阿斯特拉罕不战而降。由于吞并了两个强大的汗国、平服了伏尔加河流域，斡罗思东进之路由此打开。不久，斡罗思即一鼓作气向包括乌拉尔山东麓的失必儿汗国在内的西伯利亚大地挺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斡罗思的欧亚大陆化乃至走向庞大帝国之路开始了。

然而，使俄罗斯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伊凡四世，实际上居然和蒙古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母亲是术赤兀鲁思曾经的实力人物马买的直系后裔，而且他迎娶的第二任妻子玛利亚·捷姆鲁戈夫娜正是术赤一系王族的后裔。与他在加冕典礼后不久成婚的安纳斯塔西娅已于1560年去世。就是说，伊凡四世的母亲和妻子都出身响当当的蒙古名门，他本人也拥有一半的蒙古血统。

从蒙古方面来看，伊凡四世及其父亲正是“女婿”，可谓女婿的莫斯科。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总之，在蒙古和斡罗思王室之间，存在令人联想起帖木儿帝国的那种“血统”合作。此外，还应特别注意下述有名的事件。

1575年，伊凡四世突然退位，让位于谢苗·别克布拉托维奇。具体情形是，伊凡四世以谢苗为“全斡罗思之大公”，他自己仅称“莫斯科大公”。尽管在第二年立即复了位，但是关于伊凡四世这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举动，迄今已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这里提到的谢苗·别克布拉托维奇，是喀山的皇子，即术赤家族的直系后裔赛因·布拉特。他称得上西北欧亚大陆地位最高的王子，于1573年皈依了基督教

（俄罗斯正教）

，改名为谢苗

（Симеон）

。所谓Бекбулатович，是在其原名Булат上冠以敬称“殿下”（Бек）而俄语化了的形式。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斡罗思，仍旺盛地保持着对成吉思汗家族的权威及其“血统”的尊崇。

伊凡四世是想通过推戴蒙古嫡裔谢苗为名义上的君主，借助其权威施展他实权者的铁腕。伊凡考虑到，仅凭自己的血统和实力是无法彻底维持统治的。这也正是帖木儿及其家族的做法。谢苗本人在第二年被安排退位后，也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和权威。1584年，当统治了五十多年的伊凡四世去世后，担心谢苗复辟帝位的人们竟迫使他引退，但他们仍然感到不安，直至最终弄瞎了他的双眼。蒙古和汗之血统的权威，既大大发挥着现实意义，也呼唤着对其的戒备。

斡罗思方面所存在的成吉思汗家族的权威，后来仍然得到了长期继承。在莫斯科侍奉的很多大贵族，出人意料地实际上都以某种形式继承了蒙古王室的“血统”。有人认为其身影从俄罗斯帝国时代至苏联统治时期长期且广泛扩散，尤其在艺术和文化关系等特殊领域中多见这一系统的人。其真伪程度，不好判定。

从政治史方面来说，诸汗国中以克里米亚为根据地的克里木汗国，长期保持着与俄罗斯帝国抗衡的力量。俄罗斯最终能够从正面直接面向黑海，还要等到法国革命爆发前女皇叶卡捷琳娜于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之时。

16、17世纪对于世界史的意义

大元兀鲁思与答言汗以及女婿大人们

关于蒙古世界帝国宗主国的大元兀鲁思，笔者此前已经有所论述，但本书没有专门从正面进行讲述。这里若以最简略的语言来概述，则大元兀鲁思对于陆地相连的蒙古统治地域和非欧—欧亚大陆这个二重的大地块来说，既是支撑又是基干力量。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站”或一般总称为“站赤”的陆上交通、运输、信息传送体系，如果没有大元兀鲁思终究是难以运作的。还有，自古以来以印度次大陆为大的“中途站”，由印度洋航线达成的东西亚洲和非洲的直通以及进一步连通欧洲的海上通道，在进入蒙古时代后更加活跃，而且是以大元兀鲁思所实施的航海组织化，以及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旧南宋时期江南为主的制造力、生产力、经济力、文化力作为基础的，最终实现了世界水准上的、以白银作为通用核算标准的人类史上最早的畅通无阻的经济状态。若以此来讲“资本主义”，那么应当考虑到其真正的基点正是存在于蒙古时代。

如果将大元兀鲁思放在“中华”这一框架中来说，那么是它带来了小中华向大中华的大转变。当然，对于大元兀鲁思来说，“中华”地区尽管不到其直接统治区域的三分之一，但人口数量方面却成反比。按中国史式的说法，在唐朝这一复合国家灭亡三百七十年后、唐朝丧失统一政权的性质五百年后，大元兀鲁思再度统一“中华”地区，进而将其远远庞大化了。同时，这也促成了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共存的局面。包括首都大都即北京的定都在内，通向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最初是由大元兀鲁思开启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

众所周知，大元兀鲁思于1368年失掉中华本土，在与明朝对峙二十年后，忽必烈家族的帝系以1388年脱古思帖木儿帝的去世而暂告终结。其后，称汗的人接连出现。总的来看，是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大元兀鲁思以来的各种势力，在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起中国东北地区西至哈萨克草原的内陆世界的东半部地区不断聚散离合。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所有这些势力仍然坚持奉成吉思汗家族后裔为“王”，规模大小不一的诸势力之间也相互割据和抗衡，但总体上大多还认为自己仍然处于“大蒙古国”这一非常宽松的框架之中，这种意识依然富有生命力。

尤其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政权始终认为自己是“大元兀鲁思”，而其首领人物被称为Dayan qa’an

（或Dayun qa’an）

即“大元汗”。例如，15世纪中叶统率西蒙古之瓦剌的也先兴起，于1449年在“土木之变”中击败明军，俘获了明英宗。接着，他于1453年杀死了成吉思汗家族嫡支的所谓“鞑靼”部首领脱脱不花，短暂建立起了囊括内陆亚洲世界的广域政权。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当时他自称“大元天圣大可汗”，也正是“大元汗”即“答言汗”。

也先不久被部下所杀，政权亦随之瓦解，这说明为“王”者必须是成吉思汗家族后裔的观念依旧强烈存在。在蒙古帝国时期，属Hoi-yin Irgen即“林木中百姓”的斡亦剌部族，尽管是屈指可数的强大复合集团，但其若干部族首领家族也只不过是通过与蒙古帝室联姻获得了“驸马家族”的门第。

也先并未满足于“女婿”的地位。他大概是想颠覆整个欧亚大陆的共识和固有观念，成为新时代的领袖。然而，即便是也先这样握有实权的人，也无法取代成吉思汗家族的“王权”。

后蒙古时代的内陆世界

关于这一点，也还是和前述帖木儿家族的情况有相通之处。说起来，也先政权和帖木儿帝国的后半期属于同一时期。至于二者的关系如何，遗憾的是尚不很清楚，因为东边蒙古语、汉文的世界，和西边波斯语、突厥语的世界所产生的东西方史料，相互之间还缺乏沟通。不过，真实情况恐怕并不那么遥远。

也先应该看到了早于他的帖木儿及其后继者们的做法，但他大概是想在了解帖木儿家族的例子的基础上另辟他途，结果却败亡了。反之，帖木儿政权一方又是如何看待蒙古本土所发生的这种变迁的呢？不管怎么说，当初他们都各自接受了成吉思汗家族的“血统”，但后来也先将其放弃，这或许成了重要的因素，使也先本人败死，“瓦剌帝国”像虚幻的梦一样消失。这一系列的来龙去脉，也许可以再次证实帖木儿方式的明智。

当然，即使是帖木儿帝国也出现了混乱的状态，顺势维持统一的第三代君主沙哈鲁在长达三十八年的统治之后于1447年去世，而在至1451年其侄不赛因即位的四年之间，共有三位君主去世。不管是皇帝被俘虏的明朝，还是蒙古本土和帖木儿帝国，都出现了混乱。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最有机会向东西南北大幅发展的人是也先，但他却因急于功和名而全盘皆输。

对于这种情况还有一处希望注意，即处于蒙古本土和帖木儿政权之间的蒙兀儿斯坦王国。该王国本来是帖木儿家族的上司，推戴察合台系成吉思汗后裔，与帖木儿政权历代君主有较深的关系。王国从天山南麓至北麓，以广袤的草原地带为大本营，而塔里木盆地一带由任埃米尔的朵豁剌惕家族实际控制。或许可以说，蒙兀儿斯坦是分派给朵豁剌惕家族的。这可以说和帖木儿政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是一种政权的二重结构。

另外，不只是对于也先，就是对于占据蒙古高原的政权、与其相对的天山方面的蒙兀儿斯坦、河中地方面的帖木儿政权等，由于前述史料的状况，除了断片的事实很难描述出相关的具体情况或总体状况。那么，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后裔与天山方面和西突厥斯坦的成吉思汗诸“后裔”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程度的上下等级关系及意识呢？抑或根本不存在？对此很难做出确切的判断。还有，他们和哈萨克草原以西的术赤兀鲁思系成吉思汗后裔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地位关系呢？很遗憾，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只能说现在还不清楚。可以称“汗”的人，只知仅限于控制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后裔。

综观以上现象，可以说在蒙古时代过去之后，15世纪至17世纪初，在东起中国东北地区西至斡罗思的广阔地域上，成吉思汗家族的权威大体上共通地保持着生命力。它被用作自身权力和合法性的证明，或被作为傀儡发挥作用。而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区域，因也先败亡后出现的所谓答言汗的“中兴”，使成吉思汗家族的“王权”得以恢复，作为散布于内外蒙古的大多数游牧集团的“王统”，走上了各自实体化的道路。

大元兀鲁思的继承者大清国

在这种形势下，情况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叶发生了大变化。在中国东北地区，以努尔哈赤为盟主的女真族的联合体兴起，至第二代首领皇太极时，与占据兴安岭南部一带的蒙古帝国以来的旧势力科尔沁部实现政治合作，抓住了由女真族政权向满蒙联合政权飞跃的契机。

科尔沁部首领家族著名的先祖是成吉思汗的长弟搠只哈撒儿，该部实际上是从前曾辅佐建立忽必烈政权的东方三王家的后裔。明帝国对三个集团分别以“卫”的名义相待，设最具实力的斡赤斤王家

（王号为辽王）

为泰宁卫，设哈赤温王家

（吴王）

为朵颜卫，设哈撒儿王家

（齐王）

为福余卫。有时特以哈赤温家族所属千户兀良哈部族之名指代全部，总称为“兀良哈三卫”。斡赤斤家族成为自东方三王家时期以来的中心，蒙古语称作Ongni’ud

（翁牛特，原本是Ongli’ud，意为和王有关系之人）

，在蒙古全境的争权斗争中衰落，而称为“我者”

（Üjiyed）

的哈撒儿系登上了主导地位，其总称为科尔沁

（源于“火儿赤”即箭筒士）

。

自东方三王家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就处于其控制或是势力范围和影响圈之内。可以推想，从努尔哈赤出现之前很久开始，女真诸族即在蒙古左翼王家宽松的统治下生活，并逐步走向了统一。总之，对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等人来说，科尔沁部是可以作为名副其实伙伴的对象。于是皇太极与科尔沁联合，迅速收服了内蒙古高原的蒙古诸势力。

当时，答言汗嫡传王家察哈尔部著名的林丹汗之子额尔克·洪果尔

（额哲）

将大元兀鲁思传下来的“传国玺”让与了皇太极，以作为臣服的证明。此事发生在1636年。这一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般看来意味着新兴的满洲国家继承了大元帝国曾保有的内陆亚洲和中华全境的统治者的名分。在对此事大书特书的清代记述中，说那块玉玺上刻有“制诰之宝”四字。

如果细审史料，可知蒙古时代的大元兀鲁思所保有的传国玺上应该刻的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关于这一点，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就“传国玺”有详细的记载。根据其记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在继承人尚未确定的微妙时刻，就像配合其孙成宗铁穆耳之即位似的，自秦朝传下来的籀文所刻传国玺出土，被呈送给了铁穆耳。在大元兀鲁思皇帝使用的若干玉玺中，有与献给皇太极之“制诰之宝”相应之物，而且钤盖有此印的书画经大清国皇室收藏后流传到了现在。因此如果想要据其伪造的话，大概能做出逼真的东西。

当然，这里传国玺本身的真伪不是问题。作为出演象征成吉思汗嫡裔之臣服的政治大事件的道具，传国玺再现这一自古屡屡被使用的老套路在这里又显灵了。大元兀鲁思的“王权”和政治传统，被转让给了皇太极。起码，当时的人们是那样认为的。皇太极因此大喜，在大本营盛京

（今沈阳）

召开了蒙古王侯大会即忽里台，接受了蒙古语作Boγda Sečen Qa’an

（意为神圣贤明汗，汉译即“神武英明皇帝”）

的尊号，为自己的新帝国定名为Daicing Gūrūn即“大清国”。就是说，大清国这个帝国是作为从前大元帝国的“继任”而宣告建立的。

当今的中国和蒙古

此后，大清国因明朝的近乎自取灭亡而被拽进了关，最终又被动肩负起了充当中华本土统治者的命运。同时，作为政权不可缺少的基础，笼络内蒙古乃至外蒙古的王侯，并通过他们保持内陆世界之汗的地位。至乾隆帝统治时期，终于利用其内讧消灭了此前一百年间你死我活的命定竞争对手蒙古系的准噶尔王国，吞并其地并由此实现了将西藏囊括在内的巨大版图。

巨大扩张是1758年以后的事，那是基于身兼中华的皇帝和内陆世界的汗王的大清国君主的两面性实现的。而其政权本身，只能说是与借助科尔沁部逐一收服的蒙古诸王侯的联合政权。

就是说，从乾隆帝时期到现在的“大中华”的框架，与蒙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清一代与大清国王室和政权共存的大多数蒙古王侯，都拥有成吉思汗家族的血统。大清国王室、贵族与蒙古王侯、贵族间的通婚，也很自然地进行着。

1625年，皇太极娶盟友科尔沁部的女子为皇后，此人即顺治帝的母亲，后来从顺治朝至康熙朝前期执掌权力的孝庄太皇太后。也就是说，皇太极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婿”。如前所述，由于成吉思汗嫡裔部落察哈尔衰落后，科尔沁王家成了事实上的蒙古代表，所以皇太极就是不折不扣的“女婿大人”。此后这成了一种惯例。

大清国这一政治权力，与帖木儿帝国和斡罗思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也是依附成吉思汗家族之“血统”存在的“王权”。本来就走在神圣化之路上的成吉思汗，其权威与日俱增，时至今日已经完全变成了“神”。

“海进”和“陆进”的时代

1492年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地，并非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日本，而是“大汗之国”。这是一次前往相当于马可·波罗或是很多人所描绘的忽必烈的庞大帝国的旅行，这一点在哥伦布《航海志》的开头部分有明确记载，他认为只要在地球上径直向西航行，就应该能够抵达蒙古帝国的宗主国。

当然，1492年距离忽必烈的帝国的消失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虽然非欧—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人员、物资和信息在那种程度上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着交流，但是进入15世纪后这种相互的交流和理解迅速衰退，原因无疑在于丧失了蒙古之名下的大统一。

在中华地区，明朝皇帝朱元璋

（洪武帝）

的统治时期到来，开始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专制独裁和文化压制的恐怖政治。前后多达五次针对政府官员的大屠杀，几乎将知识分子一扫而光，恐怖至极。其结果使得明代前半期一直处于学术、文化和出版方面的黑暗时期。

另外，还有一种夸大评价永乐帝朱棣时期郑和下西洋的观点。然而，那是一次沿袭了蒙古时代以来利用印度洋航线往来的航行。与之相比，重要的倒是亚洲似乎以此为最后的繁华，失去了向海洋发展的机会。顺带说一句，尽管所谓郑和的宝船载重八千吨以上这种虚构被说得跟真的似的，但是那种水平的木造帆船根本就无法启动，即便出海也会被印度洋的波涛击个粉碎。

亚洲最终将海洋时代让给了欧洲。15世纪的欧洲，实际上正处在衰落期。作为比较显眼的一个例子，与已经提到过的1371年至1375年完成的《卡塔兰地图》相比，在同样于15世纪在加泰罗尼亚制成的世界图中，不仅方法倒退到T-O型地图，而且内容方面的退步也令人吃惊。以哥伦布航海为开端的南北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对其地的统治，给衰退中的欧洲带来了幸运。与明朝否认郑和的航海、消除相关记载的做法相反，依据1493年的教皇子午线和1494年的《托德西拉斯条约》的移线，葡萄牙凭借弱小的势力控制了亚洲的海洋。

西方人所说的“大发现时代”，基本就处在这样的图景中。假使亚洲一方没有自我封闭，葡萄牙的所谓“海上王国”原本是不会出现的。然而，16世纪不是只有欧洲的“海进”成了世界史上的话题。还有另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即欧亚大陆上“帝国”的结构发生了大变化。同时出现了本书开头部分提到的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的五个帝国，即东方的大清国、北方的斡罗思、南方的莫卧儿、中东的奥斯曼、西方的哈布斯堡等“聚合体”。

如前所述，斡罗思于16世纪后半叶一举东进西伯利亚，迅速抵达了太平洋西岸。当时出现于中国东北大地一隅的女真政权，进入17世纪后径直踏上了帝国之路，经过康熙、雍正朝的扩张，至乾隆帝时变得更加庞大，兵锋一度达到了中亚的讹答剌一带。这两个庞大帝国及其后继者，正是近世至今最大的“陆上强国”。这的确是不折不扣的“陆进”。

16世纪前半叶出现的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相抗衡的图式，也成为后来的基本模式。哈布斯堡王朝最终因放弃西班牙而失去了成为陆海帝国的机会。由此，“陆上强国”和“海上霸权”的特征区分逐渐鲜明。而经过葡萄牙和西班牙传至荷兰、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的系统，又在“海上霸权”中有大致的区分。

另外，对于后来英吉利海上帝国的形成来说，16世纪前半叶被莫卧儿一度控制北半部的印度次大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是就当时来说应该注意的是，除了作为连接印度洋东西方海域的三角形“突出带”这种独特的地理特征，印度本身所拥有的多元、巨大的农业生产力及其财富，正如近代史学者所说的那样，不是进入近世和近代以后才拥有的，而是有史以来一直推动欧亚大陆史或非欧—欧亚大陆史，并使其成为世界史的重要因素。

日本和欧洲的大转折

反过来看15、16世纪时的日本，正处在经受平民起义和社会动荡的战国纷争之乱。火枪传入所象征的与欧洲的邂逅，可以说是与“海上强国”的接触和交流。经历了百年动乱后的日本，从16世纪后半叶开始逐步完成了文明史性质的转折。

在正式接受蒙古时代以来的汉文化的同时，日本与超越日、中、韩的“世界”相遇，其间作为近世王权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政权得到发展，不久即形成古今东西少有的超安定社会的“江户体系”并得以巩固。而在日本式的近世国家中，掌权者一直是俗人，换言之，信长以后的统治者不再着“出家装束”了。总之，基本上是一种完成了政教分离的体系。

欧洲一方，在经历了16世纪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各种动乱、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等多元性国际纷争后，也于1648年达成《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由此同时促进了成体系的国家关系和广义的政教分离。总之，17世纪的日本出人意料地和欧洲处于相似的状态。倒不如说，迅速转向产业化和军事化的统一日本，客观上正在兴起为不仅使亚洲东方就连葡萄牙和西班牙也不得不戒备的“强国”。

只是，日本正在成为海上强国之时，因所谓的“锁国”

（志筑忠雄1801年命名）

而主动将海运、造船的传统、经验、专业知识、可能性等与长期积蓄的很多东西一同放弃了。不容忽视，“锁国”在这一点上对于世界史具有意义。关于可自动航行的动力船的出现，或认为恰好是在幕府末年，或认为就在幕府末年且是明治维新时期，看法因说话人的角度不同而各异。但不管怎么说，日本都曾经是海上强国。

在后蒙古时代出现的“大发现时代”中，“海进”和“陆进”实际上是同时展开的。陆地方面，是欧亚大陆被分割成几个“聚合体”的新型地域帝国的时代。此时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这两个走向变得明晰了，二者之间多次相互竞争，时常象征和体现着“文明”应有的状态和价值观。

作者 | [日]杉山正明

整合 | 徐悦东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翟永军